1963年9月1日早晨，母亲背着我趟过村东一条清浅的河流，然后穿过一片很大的荒疏的庄稼地，来到一处只有两口低矮房子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将我稚嫩的小手和五角钱交到一个矮矮的瘦瘦的戴着老花镜的和蔼老头温暖的手里。老头说：“孩子，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小学生啦，欢迎你。”这个老头就是我的蒙师韩德香，同时他也是当时这所学校负责人，也是两名老师中的一名。

    我们的学校叫孟楼小学，共有一、二、三、四四个年级，全体学生加起来总共不到40人，一、四年级在一个班上课，二、三年级在一个班上课。乡村极穷，又逢自然灾害时期，大多农户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母不肯送到学校里去，留在家里放羊、割草、抱弟弟妹妹，还有一部分儿童跟随大人去逃荒了。刚开学的时候，教我的是一位姓蒋的年轻老师，南方人，人们都叫他“蒋蛮子”。过了大约几天时间，蒋老师走了，全学校只剩下韩德香老师一人了。他一人要代四个年级的课，虽然学生少，但程序并不简单，从早晨到傍晚，韩老师怀揣教本手拿教鞭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来回走，来回讲。晚上他还负责教两个村的扫盲夜校，下了夜校再在煤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韩老师的食堂、宿舍和办公的地方共同在一间低矮窄小的屋子里，如果饭后早来学校，我们就能看到窗口冒出浓浓的烟雾，听到里面传来剧烈的咳嗽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和这样繁重的工作面前，韩老师却永远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脚步，一脸慈祥的笑容。他总是用一种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抑扬顿挫的声调日复一日地在两口教室里轮番响起。韩老师离家有很远的路，他没有自行车，但往往晚上摸黑回家第二天一早出现在学校，为了多让几个农民的孩子入学，他一次又一次走村串户游说。结果不久就又有四、五个孩子成了我们一年级的新生，有三、四个辍学的孩子插入二年级、三年级或四年级读书。当每牵住一双小手，韩老师满是皱纹的灰黄的脸便红光闪闪，笑成了一朵秀美好看的花。现代人已无法体验这位老人当时的心境。

    为了不让在校的孩子失学，为了吸引更多辍学的儿童复读，韩老师组织所有学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去学校周围的野地里割草，过称后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晒干出卖。一个秋季，我割草共挣了1角6分钱，这相当于将近一个学期的学费，当我把16枚一分的硬币放到母亲手里时，母亲抱着我哭了。第二年开春，饥荒更甚，人们在吃树皮、吃柳芽、吃草根，除了麦苗之外，田野里凡是泛青的东西都几乎被吃光了，而我们学校就有几个学生不知吃了什么，脸肿的象判官似的，不能来上学。韩老师不知从哪里找来那么多品种的野草，拿到讲桌上一样样告诉我们，哪样能吃哪样不能吃，并让我们转告家长。韩老师的表情非常严峻。清明未到，韩老师便带领三四年级的同学把学校所有空地都翻起来，撒上扫帚菜种子。一段时间后，扫帚菜长得又密又高，韩老师便带着我们一棵棵拔下来，按学生家庭人口多少分成堆，然后笑着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可以抱回家了，这种菜又无毒又好吃又充饥。这是你们的带动成果，这么小年龄就为父母分忧了，了不起啊！”

    韩老师在学习上也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自主和自立意识，所学的课，他在黑板上教我们一遍后，就叫我们学生推选出一名到前台来教。我从小就是一个胆怯的孩子，但我接受能力比较强，大家一齐推选我上台。到了讲台上，往下一看十几双黑洞洞的眼睛一齐望着我，我竟哇啦一声大哭起来。下课后韩老师非常关切地拉着我的手问：“你哪里不舒服吗？”我说：“我害怕。”韩老师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怕，孩子。将来建设国家全靠你们，所以从现在就得锻炼自己。你很聪明，同学们选你觉得你行，老师也觉得你行，那你肯定行！下节课再试试好吗？”下堂课我走上讲台领同学们拼读生字，韩老师带头鼓起掌来。此次的锻炼，使我增加了自信，此后很多堂课我都替韩老师在讲课，使他能腾出时间去给其他班同学上课。这件事，对我的人格养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过后，如果说我在某项工作中有些主见或做出点小成绩的话，那一定是韩老师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尽管我看不到也感觉不到。

    然而，更多的是我感到歉疚的地方。我曾经当过教师，我也很敬业，也曾经是某一个乡村小有名气的教师。但我用永远做不完的讲印占据了所有学生的课外活动，践踏了他们休息娱乐和成长的空间，我曾经为了提高升学率把几个临近考试的学生劝退，让孩子们受伤害的心为自己和学校贴金。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却洋洋自得，还自诩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奉献者、美好未来的铺路人。以后我经历过许多工作岗位，可以说我都很尽职，可我尽心了吗？让我深深地感到愧疚。

    从1964年暑假我转学随父读书到现在，在接近半个世纪里，我一直没见过韩德香老师也没有他的音讯。翻阅《教育志》和县内所有赞颂园丁的著述与文集都没有见到过他的名字，查询本县90岁以上老人也没有他的信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偏远农村小学教师，也许他早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一直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村子，也找不到墓碑。我不是教徒，韩老师，但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天国。    舟子